日治時代街友庇護所長怎樣？《乞丐頭與貓老大》漫畫靈感與臺灣福利院的歷史

圖‧文｜Rendezvous Studio

說起「慈善事業」，你可能會立刻聯想到一些扶助弱勢的公益團體，它們總是在社會邊緣，向遭遇困難的人伸出援手。這樣的事情，當然也不只發生在現代世界。比如傳統時代的臺灣，便曾出現許多收養孤兒、老人的公益機構。後來，當西方傳教士再度踏上這座島嶼的時候，他們也經常義務性地為社會大眾提供各種公益服務。

上述的慈善事業，多半都有組織性的力量，比如地方政府、商業組織、宗教團體等等在背後驅動。然而，日治時期的臺灣卻有這麼一個青年，憑藉個人的努力，為流落街頭的「艱苦人」（KAN-KHÓO-LÂNG）建立起一個庇護所。這位熱血青年的名字叫作「施乾」，他同時也是《集合！RENDEZVOUS》系列漫畫第13集《乞丐頭與貓老大》裡「望前」的靈感來源。

出身富裕家庭的施乾，在1920年代的臺灣，是當時社會的菁英份子，他擁有人人羡慕的學歷與職業，卻因為在臺北街頭目睹行乞者的悲慘境遇，而決心放棄美好前程，把全部生命奉獻給自己立志救助的這個弱勢群體。施乾積極地寫書演講、募集善款，試圖說服更多人支持他的夢想，共同打造一個沒有人需要行乞的美好社會。後來，甚至連日本皇室都知道了施乾的故事，繼而成為他的贊助者呢！

在漫畫裡，編劇刻意塑造了「望前」的優雅氣質，藉以凸顯他願意放下身段、與弱勢族群同甘共苦的人格特質。不過，真實的施乾，大概就無法維持同樣的從容不迫了。為了幫助流浪者重獲新生，施乾不僅忙著在城市角落裡到處尋找、收容遊民，還得設法在他一手打造的「愛愛寮」（也就是漫畫中「望寮」的原型）當中，張羅這群人的日常食宿與醫療照護，同時還要教導他們自主謀生的能力。

日治時期官方的慈善之手：「台北仁濟院」與「慈惠院」

在施乾以個人力量創立愛愛寮的同時，日治時期的臺灣官方也開始展現對社會福利的重視。1899年，在首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下，政府整合了清代遺留的濟貧機構：養濟院、普濟院、同善堂、育嬰堂，於艋舺成立了「台北仁濟院」。此後，臺灣各地也陸續設立了類似的「慈惠院」，並制定了相關章程，將現代社會福利的概念納入正式的法律體系之中。

以當時社福措施相當完善的「台南慈惠院」為例，其救濟對象是無自立能力的人，包括殘疾者、不治之症患者、超過60歲的老人、寡婦、被棄養的孤兒等，在慈惠院裡每個月有一定生活費、生病時提供醫療和照養，過世也有資助喪葬費，可謂照顧周全。

在二十世紀初，全世界只有少數地方，興起全新的防貧觀念，台灣甚至比部份日本內地還要領先，由各地慈惠院主持的遊民習藝教育，提供失去謀生能力的民眾，培養一技之長，防止回到困苦的處境。在院方章程中，也明令收容的民眾不能再回到街頭乞討，除了強制復歸社會，也有將遊民集中管理的用意。

然而如此完整的救濟，也有相當嚴格的審查條件，須經由該區庄長的審核和簽章，才能被收容和收養，同時行政官員還得對照戶口資料，確認被收容者的家庭狀況、房產狀況符合條件，因此合格人數未必很多，急需幫助的人們也必定不只這些，或許這正是官方支持的機構，所面臨社福資源有限的侷限。

仁濟院和慈惠院的制度，是帶有官方色彩的救濟機構，和民間善心的愛愛寮，雖然作法不同，但相輔相成，也能補足社會的困境，讓互相關愛的故事能繼續發生。

日治時期的「邊緣人」空間：以樂生療養院為例

日治時期為了推動臺灣的現代化，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與基礎建設。其中一項重要的調查便是都市空間的治理。為了劃分都市與鄉村的界線，地方政府試圖將被認為不夠整潔、缺乏現代氣息的人事物「移」到都市的邊緣地帶，從而形成了都市的邊緣地帶與邊緣人群體。

當時的「邊緣人」並非今日我們所理解的「班上的邊緣人」那般單純，而是指那些因貧窮、疾病、毒癮等因素而脫離社會常軌的人事物。例如，鴉片吸食者、流浪者、不良少年、精神病患以及漢生病患等，都被視為「邊緣」而被迫遷往都市郊區。

其中一個當時邊緣者的重要活動空間便是「樂生療養院」。樂生療養院主要收容的是麻風病患者。麻風病又名漢生病，是由麻風桿菌經由破損的皮膚和呼吸道進入人體所引發的慢性病。由於多數患者在初期不會出現症狀，病菌的潛伏期因人而異，從5至20年都有，患者的神經系統、呼吸道與皮膚將因染病而出現肉芽腫，不僅外觀開始變形，過程中也會逐漸失去痛覺感知能力，時間久了，更會出現虛弱、視力變差等狀況，嚴重者甚至必須截肢。

台灣最早的麻風病記錄是在1736年，當時發現並協助照護麻風病患的是西方傳教士與教會。到了日治初期，總督府為了全面治理台灣，展開全島大調查，然而在衛生或人口普查上，卻一直未能把這一麻風病調查清楚，因為不了解而生的歧視與偏見言論也日益增加，立基於這一背景，總督府將漢生病視為「都市」問題，一座現代化的都市應該要整潔、明亮、設施完善，因此像是麻風病這一病因與傳染方式「不透明」的疾病，須被放至都市邊緣統一管理，讓疾病不影響都市現代化的發展。

1930年代的麻風病患，因此在都市空間下「被移除」了。而他們被迫移動到的地點，即是樂生療養院（今捷運迴龍站一帶）。然而，從官員到社會大眾，基於對麻風病的不了解，對病患產生恐懼與偏見，當時總督府採取「強制收容，絕對隔離」政策，入院後的院民幾乎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，只能在院內終老，彷彿被外界遺忘。

隨著當代醫療技術的進步，麻風病在台灣已能被有效防治，當年的樂生療養院的隔離功能也告一段落。今日的樂生療養院不再與外界隔絕，搭配門診部提供社區醫療服務；2000年後則因捷運工程的原因，面臨醫院整建與院區搬遷的議題，古蹟保存與院民人權的議題，從過去至今持續受社會關注，愈來愈多年輕學子走入樂生，認識這段被遺忘的隔離史。

從愛愛寮、慈惠院到樂生療養院，同樣是在日治時期「都市空間」的形成下，因不同訴求所誕生的機構，它們也都在今日社會面臨轉型與延續。然而，無論是無自立能力者或麻風患者，現在的他們在都市的哪些角落呢？哪裡是他們的「家園」呢？也許，是讀完《乞丐頭與貓老大》後，我們可以進一步聯想、反思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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